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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预警体系建设研究初见成效

2005/9/23/10:52 来源:山东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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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温家宝总理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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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上午,急救、消防与公安车辆在和平门地铁东南口执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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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近日,从有关渠道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社会预警体系建设,以期对可能影响未来稳定的破坏性因素实行提前预报和动态监测,一些成果已引起有关领导和部门高度重视。为此,我国社会预警体系研究专家、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王二平博士对此谈了他的看法。       

    维稳工作亟须增强前瞻性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各种矛盾不断积累和暴露,维护稳定的任务日益繁重。如果一些群众的不满情绪不能及时发现,一些不稳定苗头不能及时化解,就有可能酿成社会不稳定事件。王二平说:“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矛盾的现实──改革和开放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同时又会产生一些社会不稳定因素。”  

    一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2005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1993年~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来自浙江省政法委的调查显示,近几年浙江省群体性事件的数量每年以十个以上的百分点增加。特别是去年以来,重庆万州、安徽池州等地相继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弱势群体的诉求长期被忽视,偶然事件激发了不满情绪,最终导致矛盾激化,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危害。  

    王二平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的、有全局影响的社会不稳定事件已经发生了两次,险些断送掉我们国家的发展机遇。而现在我们又面临新的考验,即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过渡,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都在这一阶段出现了社会动荡。要经得住这一考验,能否做到未雨绸缪,加强稳定工作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就显得非常重要。 

    王二平构想的社会预警系统,就是长期追踪公众社会态度变化的调查。根据这种调查,国家可以发现并监测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及时采取措施解决问题,化社会不稳定事件于未然。 

    王二平用两个成语来比较社会预警机制与突发事件紧急应对机制的关系。紧急应对机制好比“亡羊补牢”,对社会不稳定事件,应对措施哪怕再及时、再恰当,损失和不良影响已经发生;社会预警是要“曲突徙薪”,就是要辨识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化被动为主动,在不稳定事件发生前解决社会问题。      

    9月16日早晨6时10分,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行了2005年度应急救援综合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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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6日早晨6时10分,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行了2005年度应急救援综合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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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理论使社会预测成为可能      

    王二平确信,天气和地震可以预测,社会不稳定因素同样可以预测。任何社会不稳定事件产生前总有征兆,社会预警研究可以发现这些征兆,将可能出现的社会不稳定事件化解在萌芽状态,为各级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可靠依据,为群众的不满情绪寻求恰当的宣泄渠道。 

    “社会态度调查”为社会预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平台。王二平说,人对各种社会事物都有自己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和体验,这就是态度。态度反映了个体的社会现实,又主导个体的行为。通过态度调查,就可以预测社会群体在某种社会情境下可能采取的行为。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根据社会态度构建的经济信心曲线的相位总是先于经济景气3周~6个月。这种提前量表明,根据社会态度测量,可以很好地预测经济形势;同样,通过科学的社会调查,跟踪社会各个群体对某些问题的态度,就可以发现社会不稳定苗头。 

    王二平认为,这种基于公众态度的预测,要比观察宏观统计数据更为直接和灵敏。有关理论认为,社会和经济活动是众多个体的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总和。公众对自己收入和消费能力最敏感。当人们感到收入没有增加甚至减少时,首先会紧缩各种不必要的消费。这种信息被零售商、服务商察觉到,减少订货,然后才传递到生产商那里,促使缩小生产规模,最终合成为整个社会的经济景气指数。因此,公众社会态度调查可以更直接、及时地预警社会不稳定因素。 

    同时,公众社会态度调查在发现问题方面,要比官员视察更为经济、全面和科学。毕竟领导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同时,一些地方精心布置、蒙骗上级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现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就是对领导执政水平的一个考验。而公众社会态度调查由于采取了科学的问卷、抽样和统计方法,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发现大范围内的共性问题,因此可以广泛运用于社会预警、政府决策和官员监督。   

    9月16日早晨6时10分,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行了2005年度应急救援综合演习,一架飞机模拟降落后起火,机上乘客开始紧急撤离。

    7月22日至23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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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早晨6时10分,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行了2005年度应急救援综合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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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2日至23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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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警体系研究初见成效      

    目前,美、英等国都已建立了社会预警系统,对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恶意消费、暴力犯罪、种族冲突、恐怖主义等,进行动态监测,为其战略决策、经济发展、危机应对等服务。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社会研究所,长期跟踪研究社会敏感人群,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其报告从不对外公布。“9·11”事件之后,该所就开展了恐怖主义根源研究;2003年,对伊战争打响后,则立即启动了阿拉伯裔美国人调查。“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大国而言,加强社会预警系统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王二平说。  

    经过多年探索,王二平的研究方法已在实践中初步发挥效用。早在2000年,他就主持了“反邪教社会预警系统”研究,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方法,对邪教痴迷者与正常人进行比较,得出了“内向”、“场依存性”和“万人痴迷者比例”3个有预警力的指标,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 

    目前,王二平领导的课题组正在进行“城乡居民社会态度调查”,已在数省调查了近万户居民。这是我国第一次全面的公众社会态度调查。调查目的在于“弄清楚民众在哪些方面对政府不满,为什么不满;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应该注意什么”。王二平发现,群众的满意程度和当地GDP水平没有显著关系,但与当地政府的政策和行政措施显著相关;那些群众不满意的地方,各种不稳定因素(如征地、治安、腐败、乱收费、就业等)都能通过问卷反映出来。调查还显示,80%以上居民在受到不公平对待时,会采取恰当的应对方式,如向有关部门反映、到法院打官司、向媒体求助等。也有不少被调查者表示会采用聚众对抗、罢工罢课等方式,“这些不当的应对方式很可能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事件”。 

    社会预警体系研究取得的初步成效,让专家欣喜,但是,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难题,又让他们心忧。王二平说,他们在研究中遇到了两大障碍,一是观念障碍。地方领导对社会预警不理解、不相信,不能给研究以必要的支持,阻碍了研究的深化。二是经费障碍。要维持一个长期、定期、大范围的公众态度调查,必须要有一定的经费保障,而目前经费远远不足。 

    有关专家呼吁,国家应高度认识社会预警研究所蕴涵的巨大政治价值,采取更为有力的支持措施,尽快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的社会预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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